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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序——朱自强:中国儿童文学是“现代文学”

 

“不切题”之“切题”

朱自强


梅杰兄来信,嘱我为他即将完成的新著《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纲要)》作序。中国儿童文学史的写作历来欠缺,现有的几种或著或编之书,虽也来之不易,但又有陈陈相因、人云亦云、词不达意之嫌。所以,对梅杰兄欲“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的努力姿态,我是深以为然的。不过,想到自己接下来的忙乱,若是对梅杰兄的大作无暇慢慢阅读,不能细细评说,岂不愧对,岂不怠慢?乃婉言辞谢。不想梅杰兄知我苦处,提起了周作人“写序跋是以不切题为宗旨的”一类话,允我写一篇“以不序为序”的文章,终于进退无路,只好应承下来。


周作人在《看云集·自序》中说:“作序之一法是从书名去生发,这就是赋得五言六韵法。看云的典故出于王右丞的诗,‘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照规矩做起来,当然变成一首试帖诗,这个我想似乎不大合式。其次是来发挥书里边——或书外边的意思。书里边的意思已经在书里边了,我觉得不必再来重复地说,书外边的或者还有些意思罢。”我也就效仿周作人,说些“书外边”的“意思”。至于所说是否有意思,就交由方家判定吧。


关于中国儿童文学史的叙述,历来有两种截然反对的观点:一为中国儿童文学“古已有之”,一为中国儿童文学是“现代文学”。我本人持论,不仅属于后者,而且就是中国儿童文学是“现代文学”这一观点的发明者。


我要说的“书外边”的“意思”,就是一些中国儿童文学“古已有之”论者的儿童文学史的研究方法。对“古已有之”论者的研究方法,若是做不完全的归纳,则有其四。


其一,不管古人怎么看、怎么说,就只管自己的意见,以自己的意见为儿童文学史的事实。主张中国儿童文学“古已有之”的人往往都这样做。他们分不清文学史的写作里,哪些是历史的“事实”,哪些是当下的研究者的“言说”。


举个例子来说,段成式的《酉阳杂俎》里的《叶限》,古人是将其称作“志怪”的,可是今天的“古已有之”论者却一定要将其称为“童话”。古人将《叶限》看作“志怪”,这就是客观的历史事实;“古已有之”论者将其称为“童话”,这就是今人的“言说”。没有将《叶限》看作“童话”的古人,是不曾将《叶限》这样的故事给儿童看,而是留给成人自己看的。儿童文学是成人专门写给儿童看的文学。所以,在古代,《叶限》并没有作为“儿童文学”被对待过。尽管主张“古已有之”的今人将《叶限》看作“童话”,甚至将其视为“儿童文学经典”,但是,他们也无法穿越回“古代”,给古代的儿童朗读《叶限》。他们能够做到的,只是效法孙毓修主编《童话》丛书,将古代的《叶限》进行“现代转化”(朱自强语)——变为白话文,讲给“现代”的儿童们听。那么,你说讲给“现代”的儿童听的《叶限》,是古代的儿童文学,还是现代的儿童文学?我说,任何儿童文学都是“现代”文学,根据之一就在这里。如果这时,“古已有之”论者搬来克罗齐,说什么“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是没有用的,因为克罗齐说的意思,不是你想说的意思。甚至毋宁说,克罗齐恰恰在反对你们让历史研究失去活生生的生命这种做法。


其二,“古已有之”论者只将“儿童文学”看成一个个“实体”(作品),而不将“儿童文学”看作一个整体“观念”。我说儿童文学研究缺乏“理论”,这是原因之一。儿童文学史研究要拥有理论的那种“谛视”目光。“谛视”的“谛”是真谛的“谛”。“谛视”式研究为的是透过现象和经验,看穿研究对象的精义和本质。


在方法论上,儿童文学史研究有必要明确这样的认识:所谓“文学”,它并不是一个“实体”,即不是一系列具体的作品,而是人头脑中的一种观念。伊格尔顿就在《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一书中说:“任何相信文学研究是研究一种稳定的、范畴明确的实体的看法……都可以作为一种幻想被抛弃。”“从一系列有确定不变价值的、由某些共同的内在特征决定的作品的意义来说,文学并不存在。”其实,伊格尔顿真正的意思是想说,“文学”并不能作为“一种稳定的、范畴明确的实体”而存在,“文学”只能作为一种观念而存在。他说,“文学,就我们所继承的这个词的意思来说,是一种意识”。


还是举前面的《叶限》那个例子,“古已有之”论者信誓旦旦地将其说成“儿童文学”,是因为他们认为,《叶限》是“儿童文学”,这属性是作品本身所天生固有的,是不容置疑的。他们不知道,《叶限》自身并不能规定自己的性质是什么文学。古人将《叶限》定性为“志怪”,今人将《叶限》定性为“童话”(儿童文学的代名词),正因为古人与今人的文学观念不同。因为古人没有“儿童文学”这一观念,才没有把《叶限》定性为“儿童文学”。同样的情形,如果我们能够把安徒生的童话拿到原始部落去讲,就会出现那里的成人把它当成自己的恩物这种结果,因为他们没有“儿童文学”这一观念。


其三,“古已有之”论者将儿童文学看作可以“自在”的文学。这个问题与“其二”讨论的问题有联系。


我感到,当今的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儿童文学“古已有之”,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们认为“儿童文学”是可以“自在”的文学。但是,文学是因为阅读而存在的。一经阅读,文学就不是“自在”的,而是交由“自为”的、“自觉”的读者了。


作为观念的儿童文学并不是“自在”于人类的头脑之中的,而是在人类的心智进化到“现代”这个历史阶段,才被自觉地创构出来的。我们举两个发儿童文学出版和创作的先声,但不是“自在”的行为之事例为证。在西方,很多学者都有共识,把英国的纽伯瑞出版《美丽小书》的1744年看作儿童文学的开端。纽伯瑞自觉地以“教育和娱乐”(写在书的扉页上)为《美丽小书》的创作和出版理念,这是因为他是约翰·洛克的崇拜者,是洛克教育思想的信徒。他出版的童书所标榜的“快乐的教育”正来自约翰·洛克的理念。在中国,“叶绍钧先生的《稻草人》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的”(鲁迅语)。叶绍钧在拿起儿童文学创作之笔以前,就有了自觉的儿童文学创作意识。自1921年3月5日起,叶绍钧署名“圣陶”,在《晨报》副刊上连载《文艺谈》,至同年6月25日止,共发表了四十则,其中的第七、八、十、十四、三十六、三十九则里都谈到了儿童文学的问题。叶绍钧的儿童文学创作的自觉意识,是受了西方儿童文学的直接影响。他后来回忆说:“五四前后,格林、安徒生、王尔德的童话陆续介绍过来了。我是个小学教员,对这种适宜给儿童阅读的文学形式当然会注意,于是有了自己来试一试的想头。”


其四,“古已有之”论者论述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时,采取“孤证”的态度。


如果儿童文学治史者有足够的历史知识和历史感的话,就应该知道,“儿童文学”作为一个“知识”话语,必有它产生的历史。不仅如此,作为一个能与成人文学“分庭抗礼”的新的文学样式,“儿童文学”的发生及其确立,还必然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大“事件”。事实上,我们也确实看到,中国儿童文学在“五四”时期发生,是来自思想、文化、文学、教育、经济等多个领域的各种力量,齐心合力创造出来的一个大奇迹,中国文学史上的大奇迹。


但是,“古已有之”论者在论证中国古代所谓“儿童文学”的存在时,却用“孤证”的方式敷衍了事。也许他们也不想敷衍了事,可是巧妇实在难为无米之炊。他们只好在这里找到一首或者描写了儿童,或者儿童可以读的诗歌(比如白居易的《池上》和骆宾王的《咏鹅》),在那里找到一个儿童可以读的故事或者小说(比如段成式的《叶限》和蒲松龄的《促织》),就惊呼发现了“儿童文学”。“古已有之”论者也许要反问,这不是有很多的例证吗?但在我看来,只要“古已有之”论者不能在这些例证之间建立“历史”发展的联系和逻辑,它们就还是互不相干的,就还是“孤证”,而仅仅靠“孤证”,是无法建构出文学史的。“笔下无史”,这就是我读目前的古代儿童文学史叙述的鲜明感觉。


已经说了不少“书外边”的“意思”。其实明眼的读者可以看出,这些“意思”多多少少还是与梅杰的这本《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纲要)》藕断丝连的。从这一点来说,这篇“不切题”的序文,竟又是有些“切题”了。看来,周作人的文思还不是吾辈所能师法者也。


(朱自强,中国海洋大学国际儿童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国际格林奖获得者)


荐书

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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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纲要)》

作者:梅杰

出版时间:2022年1月

出版方:2138cn太阳集团古天乐 知识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梅杰研究儿童文学多年,从事一线儿童文学出版工作12年,有过多次在武汉大学、安徽大学等高校讲授儿童文学的经历,对中国儿童文学史和当下儿童文学创作有敏锐的把握。本书采用审美的原则和历史的原则相结合的方法,以儿童本位论为视角,将中国儿童文学史按照史前期、孕育期、诞生期、发展期、挫折期、新生期、断裂期、重建期等进行历史描述,注重捕捉历史细节,坚持论从史出,是一部可读性强、独具个人风格的中国儿童文学简史,可供教师、编辑及其他爱好者使用。


作者简介:

梅杰,笔名眉睫,1984年生,湖北黄梅人。研究现代文学、儿童文学、地方志。湖北大学客座研究员。曾担任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复评委,荣获中国好编辑、中国出版新星等称号。著有《废名先生》《梅光迪年谱初稿》《童书识小录》《丰子恺札记——泛儿童文学随札》《文学史上的失踪者》《文人感旧录》,主编“中国儿童文学大视野丛书”和《喻血轮集》《梅光迪文存》《许君远文存》《丰子恺儿童文学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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