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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文学史”视野下的百年中国文学

 

新书简介

《中国百年学术与文学》是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领军学者关爱和先生的学术论著的最新结集,收录了《晚清:以报刊为中心的文学时代的开启》《梁启超“新民说”格局中的史学与文学革命》《钱玄同的学术精神与品格》《中国文学的“世纪之变”》《文化自信与中国现代学术百年》《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建立学科自信和学术话语体系》等重要论著,从作家作品研究到思潮流派研究,从学科建设的资料整理、爬梳到史料建设,从文学史的研究到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的融会贯通,体现了中国近代文学百年来的学术研究的拓展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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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领军学者关爱和先生的最新论集


★一部反映了中国近代文学学术领域研究趋势和方向的著作


★多个角度和多重维度观照文学的发展与演变


★见证了中国近代文学四十年学科发展史


精彩序言


《中国百年学术与文学》序


袁凯声


爱和兄的《中国百年学术与文学》即将付梓,嘱我这位与他有四十四年学术与生活交往的师弟代为作序。坦率地说,我是缺少这个资格的,但爱和兄的信任又让我无法拒绝。


如果从1980年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撰写与发表算起,爱和兄从事学术研究已经四十年。这四十年来,我们经历了改革开放,经历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这四十年来也是中国学术发展繁盛的年代。踏着时代的步伐,爱和兄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从事他所爱好并为之甘愿付出的中国文学研究,发表学术文章近百篇,出版学术著作十余种。


其中一些重要的学术文章,大多在代表国内学术与学科最高水平的《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研究》等刊物刊出,这还是他在承担繁重的行政事务之余完成的,因为仅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他就任职二十年。我曾开玩笑对他说,河南大学百年的历史你主政就占去了将近四分之一。在此重负之下从事学术研究,其间的甘苦非外人所能体会。当然学术的问题自然是靠学术成果说话,爱和兄从未因承担行政事务而放弃或放松自己的学术追求和研究规划,且用力更勤,精进日益,始终站在学科研究的前沿和顶端,每年都有影响中国近代文学学科建设的重磅文章推出,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


中国近代文学学科建设意识发萌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经过四十年的发展,中国近代文学作为独立的学科已经蔚为大观,形成了独特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我们可以从爱和兄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轨迹窥探到中国近代文学四十年的学科发展史。从作家作品研究到思潮流派研究,从学科建设的资料整理、爬梳到史料建设的完备,从文学史的研究到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的融会贯通……仅从本书结集的文章即可看到爱和兄在其中的重要贡献。或者可以这样说,四十年来每一阶段中国近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方向和重要问题的提出,研究方法的丰富与完善,研究站位的提升和研究视野的开阔,都能看到爱和兄的重要成果与推动作用!如果我们对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史进行总结评价,爱和兄的研究都会作为一个巨大的存在让你不能忽视,不敢忽视!相信阅读这部著作的读者都可以从中得出正确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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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夏末,爱和兄、志熙和我三人为在北京万寿寺召开的中国近现代文学史分期研讨会合写了一篇论文。我们试图从中国现代化探索的历史进程和文化变革的角度讨论中囯近现代文学分期,力图以更加多元的角度观照百年文学的发展,并视之为一个连续的历史过程,论文的观点和思路受到学界的重视。爱和兄一直秉持这种观点,并不断地提升、完善和深化。他以自己扎实的学术功底,对历史现象广泛而深入的把握,对百年文学的流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他不仅发扬光大了任访秋先生“文史兼修,古今不隔”的学术传统,而且始终围绕着中国近代文学作为历史转折期的文学进行深入思考和研究。


我们说,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表现为两个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又相互冲突的历史过程,即传统文学逐步走向衰落、产生蜕变的过程和新的文学逐渐滋生、发育、成长的过程。爱和兄几十年来正是围绕着这两个历史过程系统地展开研究,他关于以桐城派等为代表的传统旧派文学的系列研究,关于以梁启超和维新文学思潮以及五四转折期文学的研究,已经形成完整的体系。爱和兄研究的深刻性在于,阐明了中国近代文学自身演变的复杂性,在这种复杂性中揭示了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使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了中国近代文学演变的历史真貌,更加准确地判断中国近代文学的历史地位、价值与作用。


古与今、新与旧、中与西,是我们研究中国近代文学,包括五四文学必须认真去把握的三对关系,关于中国近代文学作为历史转折期文学所呈现的“历史中介物”的特征,正是从对这三对关系的把握中得出的判断。爱和兄的研究比较全面地揭示并阐明了这一点,从理论和逻辑上对三对关系中所蕴含的历史意义做出了令人信服的分析。特别是他关于近现代重要作家和人物的研究,如梁启超、夏曾佑、严复、王国维、吴汝纶、陈三立和钱玄同等,已经超越一般意义的作家论,通过自己深入而独到的研究,不仅更加细致地挖掘了“历史真相”,在复杂的历史演进中给人的活动以清晰的历史定位,准确地把握了古今、新旧、中西的关系,而且从历史哲学的高度阐明了人的活动是历史的主体这一真理。


其实我真正想说的是,爱和兄的研究渗透着强烈的历史意识,通过对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业已形成了自己的“大文学史观”。这种文学史观认为,文学是人类或民族精神文化活动的产物,不同于把文学的动因归结为政治经济,也不同于单一强调文学自身的演变规律,而是从人的文化精神活动的高度,以时代、社会、文化、政治、审美等多个角度和多重维度去观照文学的发展与演变,把文学现象、文学史与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融会贯通,从而对文学的演变做出更加深刻的阐释。这种“历史化”和“思想化”的文学研究为今后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乃至其他涉及“历史”的研究,提供了范式,当然也代表了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未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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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深刻性来自于对历史现象、现实,乃至历史细节的洞察与把握。爱和兄的研究正是在对历史资料、现象、细节的洞察与把握中实现了理论的建构。爱和兄在评述先师任访秋先生的学术时,曾用“贯通古今的学术视野”“求真与明变的学术维度”和“倚重思想史、学术史解释文学史的理路与方法”来概括,这些不仅在爱和兄的研究中得以承续,而且他已经将其发扬光大,在新的历史与文化视野下实现了超越。


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入河南大学中文系,与爱和兄同班。当时我还是一个刚满十七岁的懵懂少年,是班里年龄最小的之一,爱和兄、慈健兄等待我亲如兄弟,从生活到学习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帮助。毕业后我重返河南大学读研,也是爱和兄的鼓励才让我有了信心。在学术上,爱和兄给予了我诸多指导和帮助,我们也经常合作进行学术研究,我常常是他学术文章和著作的第一位读者,我们也常为学术问题发生争论,有意思的是最后我们又总能达成共识,爱和兄对我来说亦师、亦友、亦兄长。我对他说,我期待你以后有更多更新的学术成果,他总是微微一笑。其实我知道,从行政岗位退下来以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术研究之中,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学术积累使他的文章写得越来越从容大气。“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我的期待不会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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